Age of Innoc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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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突然会想起Alexis，我也不知道。毕竟我只在酷夏之时见过他三次——而此时已是寒冬。他可能早已忘了我的名字。更重要的是——他可能已不在人世。而我却终究无法查证。

Alexis是波多黎各的残疾人运动员，来北京参加残奥会期间得了动脉硬化，住进了中日友好医院。我当志愿者的时候，在医院照顾了他三天。说是照顾，其实只是端茶递水叫护士而已，而且他的母语是西班牙语，英语只能说一点点，所以交流上都会有困难，更别提陪他聊天解闷之类的了。

别看Alexis人高马大，他有时却像个小孩子一样。他最爱玩儿的游戏就是吓唬人：把手机递给你，然后手一抖好像要将其摔在地上了，把你吓了一大跳之时，他却兀自哈哈大笑起来。或者在护士给他打针的时候，偷偷地给我们两个志愿者使眼色，然后在针头刺穿皮肤的那一瞬间装出很疼的样子大叫起来，看护士脸上流露出惊吓和内疚的神色，再笑得前仰后合。然而我们一点儿也不觉得受到了愚弄——他的笑总是能感染在场的每一个人，让人也觉得由衷地开心。护士姐姐有时会嗔怪地拍他一下说bad，但眼中却也有掩饰不了的笑意。

他发病之时，离比赛只有几天之遥。比赛那天我是下午班，到医院时另一个志愿者姐姐告诉我，上午比赛时他哭了。那场比赛的冠军成绩还没有他预赛的成绩好。我难以想象他会是什么感觉。残奥会之于残疾人运动员的意义绝对比奥运会之于健全运动员的意义要大——那不仅仅是一场赛事。那是一种证明，证明他们有让人刮目相看的能力，证明健全人眼中的同情和怜悯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是动力，是支持他们在别人异样眼光中坚强地生存下来的动力，支持他们挺过艰苦甚至痛苦的训练的动力。然而，对于Alexis来说，连这也被剥夺了。

波多黎各的代表团本来是打算残奥会结束之后就回国的，但原定回国的前一天，他又发病了。刚开始的时候是失语，他想说话却挣扎着说不出来，眼泪顺着脸庞不断地留下来，他不停地伸手指着自己的脑袋，眼里满是痛苦和对可能失去说话能力的恐惧。另一个西语志愿者说，他之前说过，身体上的残疾他并不怕，但是如果心智上或者头部器官出了问题他接受不了，因为“那样还算个人吗”。我们眼看着他受苦却什么都帮不上，心里就像有块石头压着一样，沉重得让人喘不过气来。后来他以前得过的癫痫也发作了，口吐白沫，整个人都在床上疯了似的打颤，几个人按他的胳膊都按不住。为了不妨碍医生，我和那个志愿者姐姐躲在房间的另一边，看医生来了一批又一批，护士先后来了几十个，氧气机麻醉机之类的器械推来了好几台……每个人都在匆匆忙忙地奔来奔去，有人在大声发号施令，有人在Alexis身上摆弄器械，而我们只是在恐惧中浑浑噩噩。最后终于抢救过来已是几个小时之后，Alexis在床上昏昏沉沉地睡着（或昏着），身上到处插满了管子。看曾经那么健壮的一个人如今苍白而虚弱，我无法描述当时心里是什么感受。之前在电影和电视剧里见到过无数次抢救，没想到现实中的仍然来得这么让人胆战心惊。医生说，如果是在条件稍微差一点儿的医院，恐怕就没救了。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目睹别人如此接近死亡。

那天晚上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我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是否已经康复了，是否回国见到了他美丽的希腊妻子，是否重新恢复了训练。曾经想到过要他的邮箱地址，但终究还是忘记了。去google上搜索了无数次，也找不到关于他的半点儿信息。不过，既然也没有见到讣告，我也只能暗自祈祷，这代表着他还在地球的另一端，活着。